三种「失真」：简化、合理化、固执
当我们开始处理资讯，准备做出决定，我们通常会遇到三种「失真」的状况。我们会简化（simplifying）、合理化（sense-making）观察到的情况，然后固执（sticking）于自己的看法。若是没有察觉，也没有受过训练，要马上发现这些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我们容易简化资讯，形成刻板印象
在某些方面，我们的大脑就像鲨鱼，在水里快速前进、寻找猎物，立刻咬住任何出现在思考路径上的资讯。人类是有天分的资讯搜寻者，但就像飢饿的鲨鱼一样，我们常咬住出现在路径上的第一项资讯，而不会停下来仔细检视。抓住单一资讯本身并非问题，事实上，这常常是有效率的方法。问题是，这样容易影响我们接收其他资讯，这种现象称为「锚定效应」（anchoring）。我们记得单一证据，做出决定，往往却牺牲了更稳当的平均值或具代表性的范例。
刻板印象的范围广泛，包括所有和观察与资料搜集有关的偏见，例如「联结谬误」（conjunction fallacy）。以特沃斯基和康纳曼1983 年研究中的例子来说明，想像一下这位人士：「琳达31 岁，单身、坦率直言，非常开朗。她大学主修哲学，在学生时期，她深切关心歧视与社会正义的议题， 也曾参与反核游行。」
两位学者继续问：「下列两个叙述哪一个更可能是真的？ 1. 琳达是银行行员。2. 琳达是银行行员，且积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。」
结果，大多数的人被问到这个问题时，都会选择二，甚至许多统计学家也是如此。然而，如果你更仔细检视，你会注意到两个叙述交集（A 为真， 且B 为真）的可能性，必须至少和只有其中一个（A 为真）的可能性一样高。但是，因为对琳达的描述符合我们对女性主义者的偏见，我们会立刻接受第二个解释。
看看下方的左图：重迭部分（阴影区）表示琳达是银行行员，同时又积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，第二个可能性（琳达是银行行员，且积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）等同于第一个可能性（琳达是银行行员），也就是下方右图的情况。在其他任何看起来更像下方左图的情况下，叙述二的可能性比叙述一要低得多。
我们会合理化情况与编故事，即使事实并不存在
正如我们渴望抓住所见到的第一项资讯，我们也倾向于尽快理解所接收的资讯。身为人类，本能会想要有能力说明、表达周遭世界，也希望这个说明简单，最好只有单一的解释。但实际上，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几乎都不只有单一一个原因，但是我们告诉自己和对彼此诉说时却总是如此。
相较于记住资料，大脑更容易记得故事。在一项非正式的研究中，史丹佛商学院的珍妮佛．艾克（Jennifer Aaker）教授请她的学生尽可能回想其他学生上台报告时的所有内容。只有5％的学生能够回想起报告中的资料， 但有63％的学生能够想起同学在报告中说的故事。艾克教授之后在《卫报》（The Guardian）的访问中表示：「研究显示，我们的大脑并非天生用来长时间理解逻辑或记住事实，我们的大脑反而更能够理解与记住故事。」
当我们有系统地形塑故事，这种效应会更强烈。举例来说，我们常仰赖决定的结果，来衡量此决定的品质，或做出未来的决策。有一个不错的例子是，我们发现自己会说：「结果，希拉是个相当好的行销经理，所以我们的招聘流程一定很棒。」用我们事后所知道的事，来衡量当初应如何决定，这是冒险的做法，无法让我们正确衡量随机机率或计算风险。
为了了解人类有多喜欢故事和提出结论，我们来研究决策科学家强纳森．巴隆（Jonathan Baron）与约翰．贺希（John Hershey）的实验，这两位科学家都试著量化结果的偏见。他们告诉受试者以下案例：一名55 岁男性患有心脏疾病，可进行一种绕道手术缓解病情，不过，曾有8％的手术患者因接受手术而死亡。医生决定要进行手术，他们告诉一半的受试者，病人后来存活下来，告诉另一半的受试者病人后来死亡。得知病人死亡的受试者，较可能认为是医生做出错误的决定。
我们会坚持自己的解释，难以改变想法
我们一旦掌握某些证据且由此产生故事，就难以摆脱既定的想法。我们非常喜欢坚持自己的故事，大脑也会找藉口这么做。如同第零章介绍的「确认偏见」，我们倾向于按照现有的信念或故事，去诠释新的证据。
确认偏见影响我们观察与处理大范围资料的方式。举例来说，你的团队刚僱用一名新员工艾佛莉。在第一次团队会议中，你注意到艾佛莉没有发言，你记住这个资料点。你告诉自己，艾佛莉是个害羞内向的人，在其他每次相遇的时刻，你下意识寻找证据，来证实你的故事：艾佛莉在会议上没有发言、沉默以对、你觉得她没什么贡献。这个确认偏见相当强烈，让你可能忘记艾佛莉曾在第二次会议中发言超过五次，甚至不记得艾佛莉和同事在休息室大声聊天，或曾和新供应商积极对谈。
你已经形成自己的观点，而你的大脑就像执著的导热飞弹，积极寻找著证实结论的资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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