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中国只有3%毕业生，能找到 22K 以上的工作

中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在毕业那年找不到工作，而且即使拥有大学文凭也无法保证薪水优渥。

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，只有 3% 的年轻毕业生能找到月薪 5,000 人民币以上的工作，而十分之七幸运找到工作的，每个月起薪 2,000 人民币，基本上跟移工差不多。

2003 年到 2009 年间，由于工厂与建筑工地劳力短缺，移工的薪资增加了八成，但同时期年轻毕业生的薪资却停滞不前。中国大学的毕业率极高，每年都有大批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，引发激烈的职场竞争。

而儘管过去 10 年来中国经济成长惊人，仍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工作机会，吸收这批通过高考且完成 4 或 5 年大学学业的年轻人，于是许多人一毕业就直接被算进失业人口。根据中国杂志在 2014 年初的分析报导，大约还必须创造出 1,300 万个工作机会，才能满足这支大学生失业军团。

中国社会学家廉思的研究指出，北京大约有 15 万的「蚁族」，这些正在找工作，或是被当成廉价劳工的大学毕业生，都住在地下坑道裡。上海也不遑多让，整个国家多出 100 万蚁族占据在各大城市的地下室。 

「很少有年轻人能够扭转他们的命运，」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评估道：「即使他们可以前进大都会，让生活条件变得更好，可他们仍然属于社会底层。不过，这个族群的优势是他们比一般人更顽强，所以年轻的鼠族或蚁族不会是经济发展减速之后首当其衝的那一群。」

小芊与天民：年轻情侣的北京生活

22 岁的天民和他 23 岁的女友小芊，几个月前从河南来到北京，他们就属于这个族群。天民是念理工的，能够当个电脑工程师就很满足了。小芊韩文系毕业，在传播业找到了一份工作。

娃娃脸的天民说：「我本来应该可以找到跟我在郑州念的学位相关的工作，但在北京这个电脑工程师的工作，虽然不太理想，薪水却有三倍高。这 10 年来，我们年轻一代最难的就是找一份工作，老板的要求非常高，毕竟现在人人都有文凭。随著经济发展，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就多，偏偏老板喜欢雇用已经有经验的人，要找第一份工作，便得一路过关斩将。」他穿著一条蓝色百慕达裤、上身打赤膊，站在公共浴室的水泥洗手槽前面搓洗衣服，木製洗衣板上都是肥皂泡。

小芊在他隔壁的洗手槽洗头，皱眉看著我们。是她坚持要来北京的，因为她觉得河南的生活好无聊，想出来「看看世界」。他们在珠江绿洲社区地下室租了一个将近四坪大的房间，就在北京北边的定福庄一带，地点就靠近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。

珠江绿洲社区共有 15 栋，每一栋都藏有地底迷宫，裡面隔成 60 间房。天民他们住的这一座迷宫走廊特意布置过，不仅牆上挂著典型中国山水画，每个房间的门还精心钉上铜製门牌号码。即使如此，他们一有机会就往外跑。两人偶尔会在房间裡煮饭，大部分时候则到附近一家学生餐厅吃，10 块人民币就有一大碗麵，20 块便可以吃到一份有肉的主菜。

小芊出身河南一个小镇，她的父母在当地开了家小超市，天民则来自某个农村，家裡是种田的。如果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好工作，他们打算在北京待个 5 年或 6 年再回去郑州，那是他们大学时相识的地方。 

一胎化政策与高龄化衝击

「如果你没有关系，家裡又没钱，那在北京生活就大不易。」小芊说，她看起来稍微放鬆了点。

「我爸妈很担心我，因为我在这裡吃不好也睡不好，可其实这地下室还算乾淨，而且不算太潮溼。我们来之前就知道生活不容易，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。跟北京比，我原本住的河南那小镇简直无聊死了。我要是一辈子住那裡，肯定会非常鬱闷。那裡就像 60 年代的中国，跟古时候差不多，只差在多了网路。」

「但我们也不能一辈子待在北京，这裡房价太贵，我们根本付不起。我们现在年轻，这是挺好的经验，可到时我们不得不离开。」

这对年轻情侣已经同居两年，也考虑过结婚。天民打算在一年内办完婚事，只是小芊有点犹豫是否要这么快定下来。

「她不想受到束缚。小芊是个自由至上的人，没人可以把她关在笼子裡。但我会耐心等下去的。」天民一脸落寞地说。

不过，他们已经说好了不要生小孩。就算一胎化政策已经放宽也不影响他们。

天民和小芊就像许多跟他们同世代的年轻人一样，信奉的是 10 年前中国尚未盛行的个人主义。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污染太严重，不适合养孩子，而且政治氛围不稳定、生活开销又太高。

「瞧瞧那些食安事件，我不想为了避免让孩子中毒，把全部薪水都拿去买进口婴儿奶粉或有机食品。」天民解释。

每次跟中国的年轻人聊天，他们那套不想要小孩的论调总教我震惊。这样的症候群在某些西方社会也有，但没这么夸张。然而我们无可避免地想到，这即是中共造成的众多灾难之一，是一胎化政策与不择手段发展经济所带来的畸形影响，导致社会失衡。

中国政府从 2016 年开始放宽了生育政策。根据新的规定，夫妻若有一人是独生子女，就可以生两个孩子。一胎化政策的概念从毛泽东掌权时带入，至今实施已逾 30 年，本意是为了减缓急速成长的人口。

此一控制婴儿出生率的政策过去对农民已有放宽，倘若头一胎是女孩便可再生第二胎；此外，如果夫妻两人皆为独生子女，也可以生育两个孩子。这项政策导致中国男女比例极度失衡、许多中国女人遭到暴力对待；纵使近期政策鬆绑，许多中国人，尤其是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专家，还是极力呼吁全面废除这条不受欢迎的法令，到底人口高龄化已然预告今后中国将会出现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。

由于政策鬆绑之后并没有达到中国当局预期的高出生率，中国杂志媒体进行的几次调查显示大家已习惯只生一个孩子，而且居住空间狭小、生活费和家教费用等都让人民不想再生第二胎。中国国家卫生和计画生育委员会指出，在 1,100 万这项政策改革的潜在受益者当中，只有 70 万对夫妻申请生第二胎的官方许可。当局希望新生儿能够超过 200 万，但这数字远远不如预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