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肥招聘网讯:到底怎样才是好主管?最近我有一些不同的体会。这阵子一位多年担任高阶主管的朋友与我分享,多年来他总觉得有义务要帮助他带领的同事,解决所有疑难杂症。部属业绩做不到、约不到大客户、简报没做好、专案来不及、没有点子等,他都觉得责无旁贷。他一再强调,他并非不愿意授权,也无意凸显自己,只有在部属做不到时才会跳下来,因为部门目标无论如何要使命必达。

但是主管一定得这样吗?我反省自己,好像也跟他有一样过高的责任感。但这可能真的错了。搞到最后,自己太累,部属也失去担当。
今年本刊庆祝创刊一百周年,从美国到世界各国语言的版本,都在精挑细选百年来最有影响力、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好文。本刊官网已开辟「百年经典」专区,我也会从中每月挑选一篇成为Podcast《请听,哈佛管理学!》的周主题。
克里斯汀生为什么不肯直接说答案?
最近我选了自己每次读都有不同收获的文章〈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〉(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)当作主题。本文由2020年过世的哈佛大学教授克雷顿.克里斯汀生(Clayton M. Christensen)所写。他以破坏式创新理论奠定管理大师的地位,2010年罹患癌症后,就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一个管理个案来研究,先于本刊发表这篇文章,之后又扩大为一本书。
重读此篇,我读到一段深有所感。有一次英特尔(Intel)总裁葛洛夫(Andrew Grove)邀请他去谈破坏式创新,但当他兴奋赴约时,葛洛夫却说:「因为临时有事,只能给你十分钟。」 当天,葛洛夫多次要求克里斯汀生直接说明英特尔该怎么做,但他一直拒绝。文章写道:「这件事我思考过无数次。如果当时忍不住直接告诉葛洛夫,该如何思考微处理器的生意,后果一定很惨。但我并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,而是告诉他该怎么思考,所以后来,他自己做出我觉得正确的决定。」
这个经验对克里斯汀生影响很深。因为之后当别人问他该怎么做时,他很少直接回答。相反地,他会用某一个理论模式,把问题清楚地凸显出来,引导他们自己思考、自己想出解决方法。
无独有偶,前Google董事总经理简立峰也在本期分享类似经验。他表示,Google强调的是「共创协作」的文化,协作有个特点,就是没有领导人,每个人都是领导人,所以领导人本身一定要把最有价值的意见展现出来,而非太快就私自做决定。他甚至自嘲,曾经当一个「没肩膀的领导人」,让两个优秀部属自己决定谁该升迁当主管。两人关起门来吵得面红耳赤,像中世纪的骑士般「决斗」,最后得出结论谁来当主管。
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因为连简立峰自己都说,这样搞不好会导致一个人离职、两个人离职,甚至连他自己,三个人都离职。
如何做个好主管?还真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命题。在必须概括承受成败责任,与培养部属自己想答案、自己解决问题的天秤两端,必须取舍与平衡。这也是一门艺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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